/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
2013-06-12
受難者故事
台灣因遭受長達38年戒嚴統治的影響，228大屠殺事件以至白色恐怖統治年代的受難事蹟，皆淪為不可碰觸及談論的政治禁忌。台灣社會噤聲近四十年的結果，讓受難者及家屬，逐漸隨著時間逐漸凋零，且遭受到一般民眾的誤解與排擠，「忘記過去，向前看」的推諉、逃避觀點成為主流，完全漠視了「歷史能映鑑今日」的真理。
今年是二二八一甲子，也是解嚴20年紀念，正是我們重新審視此段苦難歷史真相，進行轉型正義，歸還受難者、家屬及台灣社會公平與正義，鞏固台灣自由民主基石的時機。
台灣因遭受長達38年戒嚴統治的影響，228大屠殺事件以至白色恐怖統治年代的受難事蹟，皆淪為不可碰觸及談論的政治禁忌。台灣社會噤聲近四十年的結果，讓受難者及家屬，逐漸隨著時間逐漸凋零，且遭受到一般民眾的誤解與排擠，「忘記過去，向前看」的推諉、逃避觀點成為主流，完全漠視了「歷史能映鑑今日」的真理。
今年是二二八一甲子，也是解嚴20年紀念，正是我們重新審視此段苦難歷史真相，進行轉型正義，歸還受難者、家屬及台灣社會公平與正義，鞏固台灣自由民主基石的時機。
二二八罹難的外省教師
徐征（台北）
1927年帶著妻兒從北平來台，在台北帝大（台大前身）任教。戰後，在電台、太平國小及永樂座教北京話—「國歌」，並受邀出任《大明報》總編輯。1947年3月，39歲的徐征於家中被人帶走，從此行蹤不明。
二二八那年秋天，徐征的妻子吳品姍女士一直得不到丈夫的下落，走頭無路之際，一天傍晚，她帶著四個孩子走到圓山基隆河邊，打算一起跳河。孩子們天真地以為到河邊玩耍，才三歲的么兒抓起小毛蟹，告訴媽媽要把小毛蟹帶回家養，讓它生好多的毛蟹。天真的話語，驚醒只想尋短的吳品姍女士，她突然放聲大哭。擦乾眼淚後，帶著孩子回家，曾賣血、賣獎券，後來在萬華女中教書，獨自堅強地扶養孩子們長大。
1927年帶著妻兒從北平來台，在台北帝大（台大前身）任教。戰後，在電台、太平國小及永樂座教北京話—「國歌」，並受邀出任《大明報》總編輯。1947年3月，39歲的徐征於家中被人帶走，從此行蹤不明。
二二八那年秋天，徐征的妻子吳品姍女士一直得不到丈夫的下落，走頭無路之際，一天傍晚，她帶著四個孩子走到圓山基隆河邊，打算一起跳河。孩子們天真地以為到河邊玩耍，才三歲的么兒抓起小毛蟹，告訴媽媽要把小毛蟹帶回家養，讓它生好多的毛蟹。天真的話語，驚醒只想尋短的吳品姍女士，她突然放聲大哭。擦乾眼淚後，帶著孩子回家，曾賣血、賣獎券，後來在萬華女中教書，獨自堅強地扶養孩子們長大。
趙桐（宜蘭）
來台在宜蘭中學教北京話。會說日語，對受日本教育的台灣人推行北京話，幫助極大。他是宜蘭在二二八事件中唯一罹難的外省人。
他的學生陳兆震回憶：「…後來聽人講死在南方澳…身上所穿的西裝也被剝走，包括皮鞋和手錶也不翼而飛…近心臟部位有二個槍孔，是從背後開槍的，然後被踢落海裡。全班四十多個人，沒有人缺席，全部去收屍，看到敬佩的老師被打死，心裡當然很傷心。」
來台在宜蘭中學教北京話。會說日語，對受日本教育的台灣人推行北京話，幫助極大。他是宜蘭在二二八事件中唯一罹難的外省人。
他的學生陳兆震回憶：「…後來聽人講死在南方澳…身上所穿的西裝也被剝走，包括皮鞋和手錶也不翼而飛…近心臟部位有二個槍孔，是從背後開槍的，然後被踢落海裡。全班四十多個人，沒有人缺席，全部去收屍，看到敬佩的老師被打死，心裡當然很傷心。」
（引自《噶瑪蘭二二八》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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